2016年12月28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成立暨国家治理与中国公益发展之路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包兆龙图书馆A300报告厅圆满举行。此次成立大会暨论坛包括开幕式、主任院长论坛、四个分论坛及闭幕式,我们将陆续推出会议的精彩内容，供大家阅读和讨论。本篇为您呈现的是分论坛二的内容。
分论坛二主题：国家治理与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主 持 人：郭俊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主任、教授）
演讲嘉宾：
朱国华（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汪永晨（绿家园召集人）
黄浩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促进会秘书长）
刘洲鸿（福建省林文镜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陶 泽（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
陈一梅（陈香梅公益基金会专项基金主任）
翟 新（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王丽丽（美国亚里桑纳州立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
陶 庆（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主持人郭俊华教授：各位嘉宾下午好，非常感谢徐老师分论坛一的主持和嘉宾精彩演讲！接下来进入第二个分论坛，主题是“国家治理与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我们知道经过这些年，中国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社会组织的现代化，在新的环境下，社会组织发展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但是也有不少挑战。这个分论坛有9位嘉宾，围绕这个主题发表大家的真知灼见！
首先请同济大学法学院朱国华教授！
朱国华：第一，我首先祝贺上海交大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成立，这填补了上海公益界的一个缺口。因为我从事法律研究，我一直觉得公益法极其重要的领域，当然公益法不纯粹是慈善法，应该做一个区分。
第二，法学界应当切入到公益法、社会法这个领域上面来，切入到社会组织法，我目前特别关注行业协会组织法的研究，要切入到具体经济法的研究亟待加强，这方面理论上存在一些问题。
第三，我想谈谈经济法这个学科。其实可以将经济法方面的研究成果、金融领域的公益信托、实务界的贡献借用到慈善法领域，做一些创新、创建。在英国资本市场里面，公益领域是非常独特的一块，只有人品和业绩做得非常优良的律师，才可以晋升为从事社会公益法的工作，所以英国是一个优良的社会公益法的证券市场。它实际上属于最高档次公益社会标尺。在经济法里面，有一块非常重要的公益金融法板块，这个板块不仅仅是公益信托。
第四点是行动。社会上有很多东西不能光靠我们思考，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古老的、自成一体的传统文化。我们所学习西方文化也是自成一体的。我们复制他人的法律制度，无法深入其精髓，只有加上透彻的理论领悟，才可能对问题有深刻的理解。我们秉持着这样的思想。在同济，我们专门成立商会行业协会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之后，现在每年跟吴敬链教授在杭州举办中国民间商会论坛，希望贡献一点思想。在民间商会论坛的基础之上，现在与有关公益机构合作，在上海陆家嘴商业重镇有一个公益浦江法制论坛，专门讨论司法改革问题。今年，我们又使用公益机制举办了大变革时代新格局、新秩序和新机制调配底下竞争联盟与知识产权的探讨。
最后，希望在公益法理论和法律实务的角度，兼顾公益组织及实践的运行，将实务和理论衔接。同时希望能够在各位公益学界、公益法学界、社会各界支持下，做出同济的风格。
主持人郭俊华教授：非常感谢朱国华教授！ 社会组织的发展依赖法律的框架。不管从理论上还是实务上，相关法律问题有很多需要探讨解决。
下面我们有请绿家园召集人汪永晨女士！
汪永晨：我已经是一个退休的记者，但是我在职的时候就把中国媒体和NGO联系在一起。记得我每年在意大利参加一个国际环境记者年会，在我发言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你到底是一个志愿者还是一个媒体人，我说都是。他们一定会说，这可不行，媒体人怎么能又是志愿者呢，这是中立的。
你们这些研究者，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中国特殊环境下，在特殊方式中让总结出让后人可以遵循的法律法规。刚才讲那个案例，我心里好疼，罗一笑已经去世了，虽然200多万退回去了但是孩子在墓地里没有得到真正的救助。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什么是成功的案例？绿家园成立到现在已经20年了，没有钱，请不起这么多的人。但是现在每天从全国各地收集环境信息，每年有江河十年行、黄河十年行，所以绿家园2012年被评为4A级社会组织。但是我们有硬伤，虽然我们注册资金是10万，但我们现在连10万都没有。我们注册绿家园志愿者，希望在中国找到没有钱也能办成的事。就是在上个月公布的评估里面，我们还保留在4A级，我非常高兴。
如果没有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优势，像徐家良老师参加我们记者行的行动，真正起到学者的作用，推广我们保护江河的活动。我们有一个小圈子在聚会，所有慈善、公益不断在我们喝酒的饭桌上慢慢来影响我，所以我觉得只有在开这样大会的时候才是一个吸取营养、广交朋友、可以发挥自己优势的时候。
主持人郭俊华教授：非常感谢汪永晨女士的精彩发言，她把环保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她的短短几分钟发言确实可以感受到，媒体人的专业素养和记者的完美融合，汪永晨绿家园在资源资金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凭借她的个人魅力获得4A级社会组织这样一个好评级。汪永晨也提出来不要在面临重大灾难的时候，才有一些临时的支援行动，希望慈善事业能够常态化。
下面有请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他的博士论文专门研究社会组织怎么走出去，所以我想黄理事长也是社会组织走向国际化代表性人物。
黄浩明：国家治理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把社会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一部分，这也是一个创新。我们做社会组织的人常常一没有权力，二没有钱，三没有办公场所，这个是很难解释的问题。一个社会组织没有钱，很多政府部门不理解，你们是志愿者非营利组织为何还要收钱。中国社会组织到目前在民政系统登记的有67.5万家，主要是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和社会团体。而我们就业人口不到800万，所以人均社会组织就业人口只有十几、二十几个。现在全国67.5万社会组织的就业人口占我国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不到1%。我们的社会地位是可想而知。
当然，有的组织募集捐赠一年超过1千亿，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人均捐赠还是很少。所以公益组织能力建设首先需要改变观念。我的建议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如何提高现有的社会组织存量，而不是增量。比如说现在每个社会组织增加一个人就业，全国就是67.5万。2016年700多万大学生面临就业问题，其中100多万人找不着工作。如果这100万大学生进入公益界，这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社会组织能力建设首先应该把存量搞好，不要追求发展速度。国家如何推动社会组织就业问题上做工作。
第二，中国国家统计局把就业比例放进去，现在统计只是民政部业务统计，因此基数是不准确的，尤其是志愿者真正在社会中的作用也是不准确的。所以需要搞清楚中国社会组织占GDP比例和志愿者在社会组织中的占比。
第三，能力建设关键是人才问题。社会组织政策中规定社会组织人均工资不能超过平均工资的2倍，这导致社会组织留不住人才，使更多优秀人才留向第一部门，第二部门，或者出国了。现在怎么解决人才问题？解决方式之一是利用志愿或者退休人员，但是要注意的是党政干部不能在社会组织任职
第四，我们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最关键是战略的设计。战略设计是指组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方向。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研究，这是我们对社会组织真正的宗旨，真正的愿景。所以，社会组织要真正体现它的社会价值应该做到：第一，要改变观念。第二，要真正把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国家治理的一部分。第三，就是人才建设。第四，就是战略设计，始终要把宗旨放在第一位。
主持人郭俊华教授：非常感谢！下面有请福建省林文镜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先生。
刘洲鸿：首先对徐家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
我今天想分享的是福建公益行业的情况。我最大的感觉是能力建设特别重要。我现在供职的林文镜基金会，捐赠来自家族企业，几十年来捐款款项达十几个亿。它之所以成立基金会，想做得更加专业、科学、规范，发挥基金会的作用。我亲眼目睹福建有的专业性不足的基金会只停留在简单的发钱方面，它们可能还没有考虑关怀的问题。根据我走访到的残疾人，他跟我说都是被动服务，助残机构给他们都不是他们想要的，我认为这个就是社会组织能力方面。
另外我看到一些服务做得很专业的一些机构，面临生存困难的问题，因为它们筹不到款项。所以作为公益发展研究院，怎么从理论方面，为各种公益机构提供理论方面的指引，提升他们能力，这是研究院的价值体现。
我们基金会下一步打算做人才培养，支持公益创业年轻人。今天好多谈国家治理和公益关系，正如黄主席所说的“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原来由政府、单位承担的服务都要实现社会化”。但是社会化最重要就是在社区里面才能解决。民政部门提出要培育社区组织，每个城市社区要有10个社区组织，农村要有5家，民政部门有30%的资源通过购买社区组织来发展。林文镜基金会把重点放在城乡社区，在城乡社区培育社区组织联合会，通过社区组织联合会满足居民的需要，最终实现社区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和自我治理。
主持人郭俊华教授：不同社会组织募集资金的能力有差异，提供服务的能力也有不同，怎么提高服务水平，更好满足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
下面有请基金会中心网总裁陶泽，陶泽先生长期致力于慈善组织大数据管理和分析工作，他领导的基金会中心网在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发布，平台建设方面有非常突出的贡献！
陶泽：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谢徐老师的邀请，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基金会中心网于2010年成立，主要是作为行业的信息平台，在座有很多基金会中心网的发起单位，还是重要的支持方。
第一，我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行业的基本情况。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截止今天中国基金会数量达到5437家，2015年基金会行业收入370个亿，年度资金320个亿。基金会中心网在今年6月份做出决定，要拓展数据采集的深度和广度。未来我们不仅会在广度上从单纯的基金会拓展到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在深度上面不仅要采集年度报告，还会采集每三个月一次的动态项目信息披露。这样是我们整个行业的大背景。在行业建设方面，通过学界和实务界的联系与合作，在产业链和文化方面能够做出更多研究成果。
第二，产业链。慈善基金也是一个行业，慈善善款财富从高净值人群流向一些私募型机构，私募型拨给服务型机构，服务型机构给到受益群体。在这样一个产业财富流向中不同的角色之间互相维系，一起促进大家合作，以做到更好的资金和决策选择。未来希望跟各位院长和各位教授更好的合作，把我们的数据与大家共享，共同研究现在整个慈善行业的发展，以及如何提高产业链的资金使用率，使得在资金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使受益人群能享受到更多的受益和服务。
第三，产业化。比较各个国家的慈善透明度，中国绝对是数一数二的。我国无论在透明立法方面，还是行业自律方面都处于国际领先位置。此外今年中国政府参与了2030的国际方案的制定。中国慈善基金会将从慈善行业角度来帮助政府承担起大国社会责任。
主持人郭俊华教授：非常感谢！他讲了基金会中心网未来发展的思路，提到中国慈善行业发展在产业化、国际化方面努力的一些方向。
下面我们有请陈香梅公益基金会专项基金主任陈一梅女士！陈香梅公益基金会作为一家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致力于四个方面的业务的发展，下面有请陈女士！
陈一梅：我来自一家专项基金——公益会行业支持专项基金，我们这个专项基金希望对中国公益行业，特别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提供基于实践的研究，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成果转化。专项基金成立于今年8月。
社会组织能力建设这个话题历史久远，中国第一次系统地进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是在1998年，至今已接近20年了。就像陶泽使用“产业链”的形成形容我国目前的社会组织态势，我觉得我们社会组织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或者格局。我认为起最大的问题是：第一，是从个体微观层面上，各个组织能力（包括各个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个人能力），总体水平比较低。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生态圈来讲，各个机构之间以及在这个链条上，各个不同的链接之间非常薄弱的。比如说同样是做留守儿童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在做关注留守儿童，以各种方式支持他们，或者帮助他们。但是这些机构之间能力参差不齐，很难产生相互的交流和合作，从而带来公益效益的比较低下。由此，我们新的团队，公益会意识到这方面的需求，所以成立了这个机构，主要是想做行动研究。国外有将这样的形式叫做咨询性研究，或实务性研究区别于公益研究院以学术研究为主要任务，我们的机构采用中立的办法从事研究工作，我们会做一些有评估性的和推荐性的研究。每年我们会关注一个社会问题，或者一个社群，一个群体，围绕着这个问题的剖析，参与制定解决问题的政策、方法。我们今年做的主题是留守儿童，完成了对8个省市的调研，5月份将出一个综合的报告和三本操作的手册，让资源方知道他的资源应该怎么样最有效帮助最需要的人群，而公益组织也知道什么是帮助有需要人群最有效的办法。我们期望在中国社会组织当中形成这社会公益的氛围，或者至少是“有效公益”的理念！
主持人郭俊华教授：非常感谢陈一梅女士！
下面有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翟新，他长期从事东亚国际关系对外领域的公益社会领域的研究。
翟新：我考虑的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组织的主体性”，我认为这个主体性不是社会组织的自我认同，而是它在国家治理体系里到底是不是一个治理主体？
西方国家从行政运动、思潮、实践的角度提出“治理”的内涵，“治理”的提出是在后现代社会状态下，具有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高度发展的社会基础。在中国，行动的思潮可以说是学者式或书斋式的，其部分原理已经化为国家管理层面的方法论。其中提到法治、人性、人权、人道的价值问题，它不完全遵循技术主义的路径，也不是完全追求管理上的精致化。我想从从另外一个概念——“全球治理”来谈。全球和国家只是一个空间的区别，治理的内涵几乎是一致的。我们从全球治理找到社会组织的地位和属性。我认为，全球治理的内涵本质就是“治理的多元性或者多元化”。在全球治理的概念下，参与国际事物处理的主体包括主权国家、主权国家的政府代表的主权组织、跨国公司、有影响的跨国组织、政党、团体、机构、个人，等等。我们观察这个国家事务处理，社会组织在里面起一个倒退的作用还是起一个主体的作用，取决于管理和治理。
我想以一次城市治理的研讨会为例。一位市政府高管在研讨会上的报告对社会组织只字不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精彩的关于上海城市管理的报告，而不是一个城市治理的报告。这就是我们存在认识的问题。
我们社会组织需要学习和自我更新，并且敢做自己。如果社会组织的主体性确立后，这对社会组织相当于设置了一个自我激励、自我更新这样一个动力器。
主持人郭俊华教授：非常感谢翟教授，从全球治理内涵出发，谈到了在国家治理体系、社会组织主体性地位及属性确认等要点。
下面我们有请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王丽丽！
王丽丽：大家下午好！首先祝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成立。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和各位学者进行学习和交流。
这些年通过和国内学者的交流，我感觉到中国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方面研究和实践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美国，国家治理主要体现在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行政改革以来，美国政府很多公共服务项目主要由社会组织通过招投标或者承包的方式来进行的。在招投标过程当中，政府会鼓励社会组织之间进行合作投标，这样的话，社会组织可以互相取长补短，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学习，也提高了他们一种能力。除了通过服务项目外包的形式以外，还有对社会组织进行资金项目支持，政府主要通过政策以及法律的扶持来支持社会组织。在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美国大概有160万家非营利组织，其中70%属于叫501（3）C社会组织，它主要提供社会服务。国家税法规定，如果捐赠人（包括个人和企业）对501（3）C社会服务型非营利组织提供捐赠的话，它的捐款额可以从当年的收入里面减税，这个对捐赠来讲是起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根据最新的数据表明，美国去年捐赠额达到3200亿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除了政府自身通过外包或者通过政策对社会组织进行支持，它还鼓励基金会对社会组织进行扶持，基金会规定5%的资产每年必须用来通过项目方式发放给社会组织。1990年前后，美国基金会发布了一个消息，鼓励社区基金会的成立，在印地安纳州每一个郡成立一个社区基金会，对社区基金会筹来的资金进行加倍支持，并根据本地服务情况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些项目支持。通过这样美国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家治理是通过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来进行的。
国际上对中国国家治理社会能力建设也很关注，我希望通过以后与国内研究机构的合作，把中国的经验推广到国际社会上，让国际学者，或者实践者能够更好了解中国。
谢谢大家！
主持人郭俊华教授：非常感谢王丽丽老师，期待王老师把我们更多更好的经验借鉴到美国去。
下面有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治学院教授陶庆，他长期从事政治人类学、社会治理等领域研究。
陶庆：关于国家治理与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我讲三句话：第一，致力于社会组织是一个巧合。第二，需要纠正。第三，需要融合。
第一，致力于社会组织是一个巧合。我很少见到公益组织与治理连在一起，所以说这是一个巧合。上世纪90年代，国际学术界推动的“治理”的研究，治理意义由此发生了变化，提升到国家治理的层面，这表明国家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形象，这也是一个治理概念的转型。因为公益组织一般是指好人、好事，“治理”意味着双方的协商，这为中国当代公益组织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平台。
第二，需要纠正。公益组织虽说指代的是好人，但好人也会面临困难，比如，草根组织一直得不到合法化，这就是困难之一。公益组织一定要把自己的权利维护好，才能更好地做公益。如果把公益通过互利实现更好的公益，通过公益话语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需要融合。因为国家治理是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最早的形式是代议制民主，公益民主主要是协商民主。公益组织如何在委托人消失后，将资金很好投到社会，这考验我们良心和能力。所以，公益组织要更进一步实现代议制民主以及协调发展，公益组织才能做得更坚强。谢谢！
主持人郭俊华教授：谢谢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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