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显著优势，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经国序民，正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究竟“优”在哪里？要做到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还应如何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2019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徐家良受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百位专家谈中国制度》采访，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发表看法。
问：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也就是说，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将涉及到方方面面。面对这一复杂的系统工作，如何确保社会治理能够不断加强、不断创新，就制度设计而言，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徐家良：体现在党的全面领导，明确了社会治理的方向。党的引领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使得党、政府、社会组织形成一个信任的机制。通过党建引领，使得党、政府、社会组织的信任度提高。通过社会治理明确一个总的目标，老百姓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和谐，相互之间有关爱。
问：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使用了社会治理概念。而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有一字之差，却不只是概念的转换，因为社会管理更强调主体对客体的管理和控制；而社会治理强调各方主体平等合作，是共建、共治、共享。如何理解这种全新的改革理念的升华呢？
徐家良：在整个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政府是一个方面，企业是一个方面，社会组织是一个方面。原来是政府做得多，企业做得多，社会组织做得比较少。现在，在政府和企业的基础上，社会组织的参与度也提高了。这样一来，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在社会治理当中就凸显出来，这是整个制度设计当中重要的一个方面，社会组织的主体性、独特性体现了出来。另外，在整个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共治和自治有机结合。社会治理的优势在于社会组织每时每刻以老百姓的生活、工作连在一起。社会团体、基金会等都是以老百姓的需求、愿望连在一起。
问：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到，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可以看出，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徐家良：重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社会组织一方面要满足更多社会需求，即政府所关切的、老百姓所关切的东西，社会组织要去解决；另外在新形势当中，对于社会组织提出了很重要的要求，也就是党和政府没有想到的东西，社会组织要想到。因此要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也就是民间公益这一块。这样能更好地避免重大的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组织有其独特地位，每一个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应该有这样的历史使命。
问：社会组织就像“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系统的万千个触角。社会组织在与政府部门创新联动、打通“微循环”方面，还可以做哪些努力和尝试呢？
徐家良：原来管理的时候，更多地强调政府为中心，企业、社会组织相对来说是作为助手。现在社会治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都参与，包括老百姓都参与其中，整个社会积极性、参与度提高了。
政府在转变职能的过程当中，党和政府原来做的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做了，一方面政府能够有更多时间去做宏观的规划，具体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做。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强，离老百姓比较近，做得相对精细化，满意度也相对较高。通过购买服务，可以让社会组织更多参与社会事务。比如在深圳、上海出现了社区基金会。从2008年开始，出现了新的基金会形式，在社区里面有很多老百姓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和解决的情况下，用一个新的组织形式来解决和满足。
问：社会治理在各地有许多创新和生动实践。“支部建在楼上”“支部建在园区产业集群”“支部建在上下游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是上海楼宇党建的一大特色，即把党组织建在经济社会发展最活跃的经络上。把党建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将起到哪些推动作用呢？
徐家良：把党建“建在楼上”，包括组织覆盖、工作覆盖，使我们的党员、“白领”能够很好地交流，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很好地使党员的需求、老百姓的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有的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有的是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使党的政策能够通过活动、项目，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使党的声音及时地，有效地体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文章来源于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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